99 problems

Zoo is sad.

Women on the move

Posted at — Apr 16, 2020

​ 忘了具体是14年还是17年购于某个博物馆还是美术馆在纪念品商店,很小众的topic,作者是两个美国Connecticut College的教授(男性)以及越南国立大学的讲师(女性)研究的是河内周边农村来河内做街头小贩的女性。

​ 这个现象的产生涉及城市人口的食物需求和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提供服务。

​ 对于城市人口,获得食物有两大主要来源,其一是以超市和小商店为代表的正式现代网络,其二是街头小摊贩为代表的非正式网络。现代化进程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消费需求,城市人口可以负担比原先更多的外出就餐。

​ 随着人口增多,土地增量无法满足乡村人口的土地需求。单纯务农无法维持农村生活,对许多研究对象而言,离开它们的故乡,去城市摆摊,弥补匮乏的农业收入是他们可以保有乡村生活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由于缺少教育和技能培训,很难在正式部门(如政府部门或者企业)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从事城市人通常不会选择的工作。1986年越南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实施的doi moi运动,允许个体经济存在,自此个体在街头摆摊的行为才在法律上拥有合法性。

​ 书中吸引我注意的是关于street vendors的日常生活描写:

​ 她们通常住在蔬菜水果批发市场附近,凌晨2到3点起床,去市场里备货,背着超过35kg的货物一天平均走10km,知道傍晚四五点,还要注意不被警察和小偷。居住环境通常是10个人一个房间的通铺,甚至有20个人一个房间的现象。有些房东会限制开电风扇的时间,即使在夏天;有些会定每日限额用水,所以有些只能在白天工作时在街上的公共厕所大便。(拥有排泄的自由是基本人权!)10%的人选择不吃早饭,午饭和晚饭偶尔才有鱼肉、猪肉或者肉汤,通常只是一个鸡蛋或者豆腐。虽然白天工作很辛苦,但最难熬的时刻是夜晚思念故乡和家人。

​ 如今,我真的是很难正视有些人还过着这样的生活。

​ 她们来到河内,因为如果没有这部分收入,就无法满足乡村生活的现金需求,包括建造或者修缮房子的钱,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彩礼,亲戚生病需要给的红包(可以参考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越南果真受中国影响很深,几乎一模一样),有些人是家庭陷入负债后来到河内。

​ 在中国,男性比起女性拥有更多的外出务工机会,公众号鳞翅目海盗里有篇关于性别不平等的文章中写到“农村女性所遭遇的职场歧视,是她们永远在捡男性剩下的工作。现在的建筑行业、装修、长途运输等行业里,女性工作者的身影并不鲜见,但这并不是因为农村女性意识觉醒,而是因为男性劳力涌入了钱更多,活儿更轻松的行业,比如快递。”而在越南,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外出务工,书中把最大的原因归结于乡村习俗,让我回想起在越南会安的菜场,所有的摊主,包括蔬菜肉禽,全是女性,没有一个男性… 而在街头local的咖啡馆里,全是男性,少有的女性都是游客…第二个原因是男性通常可以在家乡附近找到工作,比如专场,搬运工,或者建筑工人。第三个原因是越南人认为男性比女性能更严格地要求小孩,使他们认真学习(???)最后,女性比男性更会存钱而不是消费在自己身上。

​ 还是那篇公众号同一篇文章提到,当男性外出务工时,“农村女性,那时候则在家带孩子、种田,因为承担了男劳力外出务工的缺口,反而比以前负担重。”越南的情况是,即使女性外出务工,男性也不做家务,通常是比较大的孩子或者是爷爷奶奶承担了这部分的责任。

​ 前段时间看了部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的长篇处女作电影——《爸妈不在家》,讲新加坡一怀孕的母亲无力平衡工作、照顾小学的儿子,雇佣了一位菲律宾女性泰莉来家里做住家女佣照顾儿子和做家务,泰莉只能在工作间隙给在菲律宾的亲人打电话,请求他们照顾自己的孩子。这让我联想到几年前读的台湾社会学研究者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 :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当时第一次接触住家女佣的概念,还了解到东南亚帮佣不仅广泛存在于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有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联酋)。

​ 书里的female vendors,多是河内周边农村的人口,很大部分,每年会回家三四月,甚至有些是当日来回。而在中国,更普遍的情况或许是外出打工的父母亲,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每年只能过年时候回家。

​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在人口流动这个问题,细分下来是低端劳动力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本国劳动力流动,全球劳动力流动。specific一些,女性因为她是女性甚至母亲,拥有了做一些工作的机会,但这个工作又剥夺了她自身作为母亲的机会。

​ 有时候会想,人们为什么会远离故乡,去新的城市,新的国家,有的人是憧憬新生活,有的人是global elite,有的人是被迫迁移谋生。研究开始于2000年(成书于2013年),至今已过20年。这么多年里,一批又一批的女性来到河内成了street vendors。这么多年后,河内政府试着减少甚至消除街头摆摊的轻微,为了更加现代化的城市景观;河内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的初始资金和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上次去越南已是16年,或许她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甚至于成为street vendors不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选择。我能希望的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其他职业替代street vendors,给那些无力维持现有生活的人一个努力工作,获得更好生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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